(作者为任仕杰,河北的一位老年农民。本文为他的投稿,最初发表于2020年2月18日。中国农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官方网站予以了转载。原标题是《任仕杰:我是一个反转急先锋,却做了逃离反转阵营的叛徒》。)
我为什么成了反转基因阵营的叛徒?
朋友们,先说说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吧。我是革命的后代,父辈跟彪帅去的东北,参加了武装土改工作队,立过功劳,当的是农会会长。我的父亲是吉林省汪清县第六农会会长。你们可以到县委调查,具体位置是罗子沟,我说话可以负完全法律责任。母亲是辽宁省新民的,当时是妇救会的干部,具体是什么职务我不清楚。父母他们是在农会里认识的,然后就有了我们这一代。
有些反转控一直在瞎说,什么我是“美国人”,这些人心坏了,尽造谣的本事。我任仕杰一直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更没有拿绿卡。倒是那个被吹捧为“脊梁”的男人,早就拿了绿卡,他们全家都拿了绿卡。下面,是我的身份证照片,证明我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民。
对的,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任何背景。我的父辈告诉我,做人要心好,不做坏事。我一辈子记着这句话。我从一个坚定的反转基因分子,到最终看破这群人的谎言,成为一个“叛徒”,就是在履行父辈的话,遵从我的本心,做好人,不做坏事。
曾经,在对待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我在原先是一个铁杆反对派。我逢转必反,只因为崔也反对转基因,他是当时“实话实说”节目的代表,网络上夸他的人挺多,我原以为他的话是不会错的。在当时,我反转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我每天向家人、村里人宣传这个东西有害,到处说,到处讲。当时在我们的群里,大家都叫我“反转急先锋”。
后来,我看到崔和一个基因生物专业的大学教授的对质的视频,我在心里就产生了一丝怀疑。对质现场很火爆,崔一直在耍嘴皮子,我看得出他用讽刺的语言在逗耍那个教授。而那个教授很憨厚老实,不善言语,结果由于被崔和现场观众哄笑,憋红了脸。
我内心觉得,崔只是一个主持人,他的“实话实说”节目也是有团队给他提供素材,然后他表演出来即可。而在这个对质现场,不像是在表演,也不可能有人提供素材供他反驳一位教授,而且那位教授也不像是表演。后来,我了解到,当时这场辩论开始之前,崔要求组织方不得让学理科专业的学生进辩论会场,在现场坐的观众全部是和崔一个专业的。
这时候,我就产生了质疑:嗯?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崔比一位生物学专业的教授还懂的多吗?为什么崔不让理科的学生进辩论会场?为什么现场哄笑教授的人,全部都是和c一个专业的文科生?
这样,我第一次对崔产生了怀疑,同时也对转基因是否真的有害产生了怀疑。
但是,光怀疑也不是办法,得想办法去了解真相。于是,我就到处看网络的资料,看网络上的关于转基因方面的各种分析文章,也请教一些科技方面的人员。比如,怀疑探索者老师,在中学教生物学的鲁老师,陈安定律师。在专业方面,我就一再的请教柳小庆研究员,他是中国农科院的科学家,可是这方面的专家级人物。在他这里,我得到了好多的真知识。
尤其是,反转人士们拼命说“草甘膦是转基因作物的伴侣”,说这是多么的有害健康,为了证实他们的话,我就请教已经使用了草甘膦二十多年的农民,比如陕西的任志林老师,广东的唐老师,和陕西的曲老师,他们可是用草甘膦方面的行家。尤其是广东的唐老师,他不但年年用草甘膦除草,还是转基因番木瓜的种植者,唐老师的军垦农场里,种的转基因番木瓜,用的草甘膦数量是不会少的。我还亲自查阅了科技资料,我发现,在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作物发明之前,草甘膦已经在全球大规模使用了二十多年啦。也就是说,即使世界上没有转基因出现过,草甘膦也早就存在了几十年。
这样看来,转基因作物和草甘膦根本就不是什么伴侣关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