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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大了!”老mao说道,“既然教授待遇如此优厚,大学经费也相对充足,为什么就建不起一个科技实验室?难道仅仅是因为实验设备贵吗,王凡啊,现在是1943年,要知道20年前,也就是20~30年代,那时候的科技水平和实验设备并不是贵到我们无法承受!”
“那究竟是为什么?”王凡问道。
“真正的原因是炎黄民国刚建国那会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炎黄各所大学里,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法艺术的科生独占鳌头,占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很难想象吧!”老mao说出了一个让王凡震惊的数字。
“90%!?这怎么可能?”王凡听到如此离谱的比例,不禁吃惊的问道。
“很遗憾,这就是事实。那时候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有什么人,同时国内能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主位面后世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其大学老师在20~30年代的教学内容也还是以政法、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超过100人!”老mao继续说道。
“国家领导阶层难道就看不出来这样的弊端吗?”王凡觉得他们既然可以登上一个国家的顶峰,就不可能是真傻子,他们也许有时候故意装傻,但是绝不可能是真无知,毕竟过去能登上高位的多是jīng英阶层,他们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享用最好的资源,拥有最开阔的眼界。
“这个我知道。”刘少qi接话道,“我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发现当初学习理工科面临着内困外焦两重困难,一方面是国内这方面的老师太少,如果你真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而且在学成之后,归国后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咱们国家的工业底子实在是太落后,归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相较那些海归的科从业者)。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传统上,炎黄历史上就是一个由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官,在很多时候就是化人的另一副面孔。仔细想想在炎黄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人墨客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历史上,众多炎黄人读的是圣贤书,出言必说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了,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现实建设。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全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封建王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平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老mao补充道。
“也可以这么理解,炎黄古代也好,民国时期也罢,掌握话语权的学者和底层民众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王国维评论所谓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可谓一语的。套用你所在的后世话说,底层民众在民国时期‘被代表了’!”周恩lai又说道。
“所以民国实际上是割裂的,在动荡岁月之,一方面有着遍地的盲和失学儿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许多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学名著,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但非常可悲的是,一旦国家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百姓自然有提升学、教育等素质教养的内在追求,那时候接受书本信息的,又恰恰多是这些‘大师’翻译过来的,几乎可以预见的,敬佩、憧憬、羡慕等等就都来了,至于在这些之前的温饱、生活等基本需求,都被当作国家社会理所应当提供的了。不过提供这些生产生活物资的基层生产者如农民、工人、科学家等等,则又被忽视到历史的尘埃了!”老mao总结道。
“陈果夫你知道吧,1932年他任职秃头党国民zhèngfǔ的教育部长,当年5月份他提出《改革教育方案》,试图扭转这种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但是却因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并且虽然通过了,但是直到抗战前夕,国难当头时,全炎黄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jīng神补给”。总之,在民国大学先生的圈子里,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就更不要提了!”周恩lai接话道。
“你带来的资料,我们有时间就翻看,很有意思也很受启发。”刘少qi继续说道:“建国后,主位面的炎黄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炎黄儿女回来建设祖国,其实是因为当时炎黄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国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那些资料里,有一份1930年的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等到了1949年我们建国时,炎黄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因此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如果没有王凡你的出现,我们哪怕打下了天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点上我们非常感谢你,谢谢!!”
“确实,真心感谢你,王凡!”老mao接着说道。
“谢谢!”周总也说道。
“别,别,我也是纯靠运气而已。对了,民国年间上海怎么样?听说很繁华?”王凡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转移话题。
“上海啊,只能说很怪!你不是问上海纺织女工一个月能挣30多块大洋的收入吗?呵呵,这个我们不好直接否定。但是我猜测那个女工应该是高级技工,即教授其他新女工的师傅,这种岗位一般只聘用3个月时间,属于干不长的短工。第二种可能就是发放的是金圆券,那个贬值的速度你也知道。据我们的情报系统得知,在上海,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rì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也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毕竟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刘少qi接话道:“而且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因为间扒皮的黑帮恶棍极多,而且个个凶狠异常。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rì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每天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了。”
“除了工钱,底层百姓住的条件很差也不说了,单说一说上海那些小资的生活成本,我给你举个抗战前的例子:生活在上海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秃头党机关做小职员;女的běijīng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那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很不错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běijīng的数倍,虽然这位男士已经很能挣钱,但是他们夫妻的rì子依然很窘迫——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一家六口人只得住在半间公寓里,间用木板与邻居隔开,平摊下来大约20个平方米。而这半间公寓,每月房租13元,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这个家的收入就要去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nǎi粉,就已经用得jīng光,因而结婚八年了基本没存下钱。所以说,你口后世那些对民国疯狂崇拜的人,除了极少部分真是忧国忧民外,我认为绝大多数,既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实际生活情况,也不看国民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只是有选择有意识的,关注那些少数jīng英们诗情画意的优雅生活而已。”周恩lai补充道。
“我明白了~~”王凡点了点头,回答道。
深夜,躺在床上的王凡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还在想‘民国范’的事情?”雅迪问道。
“是!”
“别太劳心了,我觉得用后世网上的一句话,形容你国家建国前与建国后比较贴切。”雅迪说道。
“什么话?”
“当某人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只要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当某人离世的时候,至少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炎黄开战的话题了!”雅迪淡淡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