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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到面对死亡（第2页）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送别

劳拉在哭，马蒂尔德像傻了一样愣在那儿，欲哭无泪。只有特雷莎·阿米尔头脑清醒地操持着，她催促马蒂尔德找衣服。她们给聂鲁达穿上他平日喜欢的一件鲜艳的方格衬衣，外面套上近于咖啡色和红色之间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条红丝巾围在他的脖子上。一口灰色的棺材抬进来，很丑陋，但总算不是黑色的。马蒂尔德特别嘱咐过，要浅色的，聂鲁达不喜欢黑棺材。他们曾戏谑地谈到过死，诗人说：“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为什么没有浅色的、鲜艳的，甚至木盖上有小花的？”而现在，马蒂尔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她轻轻把诗人的头扶正，让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诗人的病床前一样。她还没意识到死亡已经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只觉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顾。诗人的脸上留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在那最后一刻，他想到了什么？

天亮了，宵禁解除了。很多国内外记者涌进医院，朋友们也到了。有人走近马蒂尔德问：“送巴勃罗去哪儿？”“回家。”她回答。他们惊愕了，他们都知道那个“家”的惨状，但没有人敢劝阻她。“拉查斯哥那”到了，马蒂尔德不禁愣住了：好像是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这房子从空中落下摔碎了一样。到处是一堆堆的碎玻璃碴、烂砖头、黄泥汤。四门大开，却无法进去。一股激流沿着入口处的楼梯冲出来——原来从房后流过的“瀑布”：水渠，被劫掠者改道引进屋里——一楼淹没在泥水中。有人建议：是不是送聂鲁达去作家协会？“不，巴勃罗想回家。不能送他去别处。”马蒂尔德断然拒绝了。这时，所有的邻居都知道诗人“回家”了。他们从自己家里找出木板、砖块、棍棒……几分钟后，一座“桥”就搭成了。人们抬着棺材爬上屋后的陡坡，从已经没有门的后门进到二楼。终于，去世后的聂鲁达进了自己的家。山坡上，一群年轻人紧跟在棺材后面。忽然，他们打破了沉寂，振臂高呼——一个人高声呼唤，众人齐声响应：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对两周前开始而且愈演愈烈的屠杀、逮捕发出的最早的抗议呼声。

满地的碎玻璃在人们脚下咯吱作响。这间“透明屋子”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窗，现在一块玻璃也不剩，全成了大窟窿。到处是一堆堆火灰，里面还杂着烧剩一角的图画、书页。撕成几片的纸扇、珍稀鸟类的彩色羽毛被踩进烂泥。电话已连根扯断扔在泥水里，家具不翼而飞，拿不走的就被砸烂。马蒂尔德只能坐在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上歇歇她那几乎麻木的双脚。餐厅像遭了轰炸，吊灯碎在地上，墙上飘着扯烂的画，印着污浊的皮靴印。人们动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马蒂尔德止住了他们：“不要捡，就这么留在那儿吧。巴勃罗会要求保留遭劫现场的。”她把一束红色康乃馨放在棺材上。这时，瑞典大使踩着碎玻璃碴、烂泥，举着大花圈走来，把它立靠在棺材前。花圈上长长的蓝色和黄色云纹带子上写着：“献给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瑞典国王古斯塔沃·阿道尔弗。”大使对记者们愤怒地高声喊道：“请拍照，请把这些破坏、抢劫全拍下来，全拍下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来了很多朋友，他们是勇敢地穿过警察的封锁线到这儿来的。他们告诉马蒂尔德，“拉查斯哥那”被警察整个包围着。周围街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被警察挡住，不敢往前走。马蒂尔德去邻居家给警察局长打电话，要求他撤走警察。局长回答：“夫人，这是为了保护你和聂鲁达先生。”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厚颜无耻！正是他们把诗人的家洗劫一空，夷成废墟！在马蒂尔德坚持下，警察向后撤远了一些，这样，周围街道上等候的人们总算可以往前走动，进入“拉查斯哥那”了。

人们源源不断地列队走进来，流着泪向聂鲁达致哀，和他告别。墨西哥大使、法国大使……在泥水中走进诗人被劫掠一空的家，向他告别。一位全身着黑的老人蹒跚地走来，他流着泪，迷惑不解地看着周围，似乎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被聂鲁达称为“我国的评论大师（同时又是矛盾大师）”的阿洛内。当年他曾慷慨解囊，资助19岁的聂鲁达出了第一部诗集《晚霞》；后来，他也曾写文章反对阿连德政府，因为他不喜欢“共产主义”。但现在，屠杀、抢劫、逮捕，还有这被砸成废墟的诗人的家，让他惶惑了，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胜利。歌唱家和作家帕特里西奥·芒斯也在人流中，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和诗人告别的。前几天著名歌唱家维克多尔·哈拉刚被害。这是死亡横行的时刻，对不肯屈服的人们就更是危险，他们不得不躲藏起来。记者比希尼娅·比达尔凝视着聂鲁达的面庞，他的两眼紧闭着，但厚嘴唇上却留着笑意。记者回忆起诗人从斯德哥尔摩受奖回来下飞机时与记者的对话。“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旧鞋子。”“哪个词你最喜欢？”“爱。”而现在，他躺在那儿，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陪伴他的爱他的人们中间永远地沉睡了。

一队年轻的共产党员走进来，他们是在附近的基曼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在此时，攻占出版社的军队正在用裁切机粉碎上万册刚装订好的书籍，聂鲁达那本9月11日正式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就在其中。年轻人们请求记者不要照相。他们肃穆地排成整齐的行列，举行了沉痛的悼念仪式，和自己的诗人告别。源源不断的人流在庄严的沉寂中缓缓移动着。

朋友们在“拉查斯哥那”亲眼看到了、真正懂得了什么是野蛮和残暴。“生命之树”，这件墨西哥民间艺术杰作成了碎片，比希尼娅小心地从一堆碎片中捡出一个小小的泥塑圣母像。卧室里，床已粉碎，床垫上满是泥靴子印。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刻着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写字母P和M的石砌壁炉。三楼藏书室和四楼工作室里散发着一股很浓的焦煳味。罗伯托·帕拉达捡起一张烧焦的书皮，上面印着：《对生活的悲戚感情》，作者：米格尔·乌纳穆诺。他含着泪把纸抚平，装进口袋。座钟被开了膛，摆锤被拽走，指针也不见了。满地是撕烂的、烧焦的书籍、画册。画上的人眼被刺刀戳成黑洞。人们从水流里捞出的餐具、托盘、陶瓷器、书、画……堆成一座小山。

一个声称是皮诺切特副官的军官带着一群士兵、卡宾枪手走进来，说是来吊唁，但却不摘头上的帽子和钢盔。他问，聂鲁达的遗孀或亲属在哪儿？切拉·阿尔西雷斯激动地回答：“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聂鲁达的亲属！请尊重我们的哀悼！”阿伊达·菲格罗亚指给他们看周围的一切：“在你们造下的这座废墟里我们为聂鲁达守灵。我们需要安静，请尊重我们，不要打扰我们对诗人的悼念。”周围的人们沉默地怒视着他们。最后，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狼狈地溜走了。军政府曾发通告为聂鲁达去世哀悼3天，从诗人去世时算起。但从通告发出到截止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即它的有效期实际只有两个小时。马蒂尔德是看着这个佩着闪闪发光金银丝带的副官走进来的，但是，她缓缓地转身上楼，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她拒绝接受军政府的吊唁，是的，她拒绝！智利被钉上十字架，鲜血还在流，而他们正是罪魁祸首！聂鲁达绝不是他们的朋友。可惜诗人去得太匆忙，只来得及在回忆录中写出一章对他们的谴责。但就是这一章，已经击中要害，把他们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

25日清晨，宵禁解除后，作家、大学生、工人、妇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拉查斯哥那”，无数双手抬起聂鲁达的棺材，走向墓地。一路上，人流不断从大街小巷涌出汇入这支送葬行列。这是一支勇敢者的队伍，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和自己的诗人告别，为他送行。街道两旁是一辆接一辆的兵车，机枪、自动步枪全都对准送葬的队伍。卡宾枪手们驾着摩托车在队伍旁窜来窜去，随时准备冲进人群。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在街口迎着人们平端起枪瞄准。但是，队伍仍然在前进，人们目不斜视，望着前方，仿佛没看见闪着寒光的黑洞洞枪口正对准他们。而且，加入这支队伍的人越来越多，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路旁的军车也一辆挨着一辆，不见尽头。这是史无前例的由举枪瞄准的士兵“护送”的葬礼。为一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为一个诗人，他们出动了多少军队？！

这时，行进的队伍中响起一个高亢的声音：

将军们

卖国贼：

瞧我死亡的房屋，

瞧那破碎的西班牙：

……

这是基曼图工会主席，他高声朗诵起《西班牙在我心中》。人们跟着他齐声背诵，聂鲁达的诗智利人民熟悉到可以张口背诵：

你们的每一件罪行都铸造了子弹，

总有一天，

将打中你们的心房。

你们会问我：你的诗篇

为什么不诉说梦想、树叶

和你祖国的大火山？

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吧。

你们来看

街上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