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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在书记碰头会上通过这个问题，吴长贵心想没那么简单，跟着谭良富进了小会议室。他们进会议室的时候，其他的与会人员都已经到齐了。大家也觉得十分的奇怪，谭良富和吴长贵这二个一把手，死对头今天怎么会同时走进办公室的呢。一般会议吴长贵都是提前三分钟到，谭良富往往的踩着步点。谭良富在主席位置上落座，参加书记碰头会的除了谭良富和吴长贵，还有县委常委、党群副书记卢德成，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国涛，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周永福，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谢福辉，县委办公室主任邵玉生做会议记录。谭良富在当县长的时候，邵玉生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赵华的顶头上司。谭良富升任县委书记，他也被调到了县委办公室任主任一职。一般书记碰头会和常委会的会议记录都是有他来做的，在他之前这项工作可是一直都有赵华负责的。在谭良富的眼里，现在的秘书习享弘和赵华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还不能委以大任。谭良富说道：“今天这个临时的书记碰头会主要是讨论一下，这二天大成乡搞的这个砖瓦厂股份制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这么重大的问题应该在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吴长贵说道，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妥协的。书记碰头会，他谭良富牢牢的把握四票的优势，可以说书记碰头会就是他的一言堂。一般书记碰头会讨论过的议题，上常委会是不会遇到什么阻力的。但是直接上常委会那可就不一样了，谭良富能完全控制的也就只有四票而已，他是没有十分把握掌控常委会的。所以一般谭良富先开书记碰头会，然后再上常委会，这也是赵华在任秘书时的提议。“不过是一个乡镇上的砖瓦厂，长贵同志怎么会把他上升到重大问题呢。”谭良富尽可能的想压低这件事情的政治高度，把他归并到经济工作问题上来。吴长贵当然知道谭良富是尽量在平淡改制是对体制问题的冲击：“这是关乎社会体制的问题。”“吴县长，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一个砖瓦厂怎么能涉及到社会体制呢，即使是改制，它还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只不过是地方上的人，为了寻求企业的发展一种新的尝试嘛。我们的改革不正是摸着石头过河嘛，如果成功也是对我们建设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不行推倒再来嘛。”谭良富有点愤怒了，只不过是大成乡的一个砖瓦厂改革，吴长贵就这么大的反应，那全县要是进行试点的话，他吴长贵不是要跳上天的反对嘛。企业改革要是没有政府方面的支持，工作还是很难做的。“这不是一个砖瓦厂的事情，这反应的是一级党委思想认识的问题。我们县委县政府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其他的乡镇也会纷纷效仿，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市里乃至于省里都会认为我们魏县县委是有资产阶级的倾向的。”在吴长贵这种顽固派的思想里，进行股份制改革那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不是政治斗争那么简单，而是关于党性，社会制度的根本性问题，是不容商量的。二位一把手的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卢德成原来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顽固派，他是从那个大混乱时代走出来的干部，曾经是乡镇革委会的主任。但是从女儿到改革的最前沿阵地g省上大学之后，每次回来父女二个都吵的不可开交，卢德成也渐渐开始研究女儿从g省带来的各种讯息，他开始慢慢的接受了许多改革的东西，父女二人从争吵变成了他向女儿请教。“其实股份制也不是大成乡首创的，早在84年，京城的天桥百货有限公司就已经成立了。也没听说关于社会制度的问题存在啊！在东部沿海城市，各种责任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早已经深入人心了，在上海也有销售股票的专门柜台。早在前年，国家已经在试点股份制改革了，我认为大成乡是在为全县做出了一个试点和摸索的过程，甚至我大胆的提议，要是大成乡的改制工作能切切实实的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我认为可以在全县进行试点。”卢德成打破了二虎相争的局面。卢德成也是能够猜到谭良富的意图，现在全县的企业基本上都处在困境之中，不能为全县的经济工作提供助力，相反还要先财政给予补贴。没有经济作为后盾，要想出成绩谈何容易，穷则思变是谭良富此时的心态。卢德成的说法让吴长贵有些措手不及，吴长贵对股份制改革没有做过任何的研究，但是他觉的让私人参与到国营企业，就是在逐步的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在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吴长贵说道：“外面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但是一定要保持我们魏县的党性原则，作为一级党委，不能失去我们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对于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在书记会上形成的任何的决议，我提议召开常委会，甚至是一个扩大会议在谈论此项问题。”由于吴长贵的坚决反对，书记碰头会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即使谭良富强行表决，产生的结果也是没有效果的。上了常委会，吴长贵一样也会坚持反对的，那时不仅仅是大成乡的改制问题，，书记碰头会的权威也会受到质疑。吴长贵回到办公室，首先给市长韩家梁打了电话，吴长贵在电话里说道：“韩市长，大成乡要搞企业股份制改革，这可是涉及到社会性质问题。”“你们魏县县委是什么态度。”韩家梁觉得吴长贵有点小题大做了，股份制改革虽然在全市没有先例，但是在全国其他地方已经有了很多的试点。“谭书记刚刚召开了书记碰头会，他同意大成乡的做法。”韩家梁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一句：“我知道了。”说完就挂断电话了。吴长贵不明白韩家梁的意思，怔怔的站了一会，才对秘书说道：“你去找一些有关股份制改革的资料给我。”------------再登省报“弟，我在静安的证券业务部买了点股票，但是价格似乎没有什么波动，这边抛售的人居多，很少有人买的。”赵娟现在的工作就是负责在各地买入的证劵再卖出去，而且也不用她亲自出马，这些工作马一兰已经安排好了专门的人员。马一兰他们不仅把买来的这些证劵卖给银行，证劵公司，还卖给黄牛，就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其实马一兰他们绝大多数的国库券是通过黄牛买入，再通过黄牛卖出的，他们作为一个庄家隐秘在背后。真正他们自己交易量已经相当的少了，这都是赵华的主意，毕竟国内的政治格局还不是很明朗，对于经济改革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像证劵这么敏感的问题。赵娟每天看着自己银行上的账目数字在不断的往上跳，一开始心潮澎湃，紧张的发抖，这么多钱是她以前一辈子都不敢想象的。但是久而久之，赵娟已经开始麻木了，再多的钱也不过是个数字游戏罢了。现在帐户上的钱早已超过了千万，虽然她抱着为弟弟打工的思想，但是用个几万块钱涉足股票，赵娟还是能够自己作主的。于是她去了静安的证券业务部一下子购买了几万块钱的股票。这些天，赵娟天天跑证券业务部，价格不但没有涨，还有小幅的下跌。赵娟开始有点慌了，她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要和弟弟商量一下。赵华听到这个消息，连连拍打着自己的大腿，怎么把这茬给忘了。1986年静安证劵业务部成立，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市场一度冷清，股票的价格也一直平稳，但是到了1989年，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下子推动了股票市场，当时黑市盛行，股票的价格也不断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