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你考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那么吗啡不见了,你应该正式报失。”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很红,她说:“嗯,我没有那么做。”
“这肯定是你的严重疏忽。看来你并不怎么负责任。你有没有经常把这些危险药品放错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询问持续了好几分钟。霍普金斯护士心慌意乱,面红耳赤,自相矛盾,轻易地溃败于埃德温爵士的老辣技巧。
“七月六日,也就是星期四,死者玛丽·杰拉德是否立了一份遗嘱?”
“是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就做了。”
“你确定那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对未来没有把握才立的遗嘱吗?”
“胡说。”
“然而,这表明死亡的念头是曾出现在她脑海里,她考虑过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她只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是这份遗嘱吗?署名是玛丽·杰拉德,由糕点店的店员艾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为证人,把她去世后所有的一切都留给玛丽·莱利,也就是伊丽莎·莱利的妹妹,对吗?”
“没错。”
遗嘱交给陪审团。
“据你所知,玛丽·杰拉德有什么财产吗?”
“当时没有,她没有财产。”
“但她不久后就会有?”
“是的。”
“是不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两千镑,卡莱尔小姐赠予玛丽的。”
“是的。”
“有没有什么强制的要求让卡莱尔小姐这样做呢?还是完全是她的慷慨举动?”
“她是自愿这么做,是的。”
“但是,如果说她像大家说的那样憎恨玛丽·杰拉德的话,她就不会心甘情愿地送给她一大笔钱吧。”
“这是有可能的。”
“你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是吗?那么,你有没有听说关于玛丽·杰拉德和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的任何闲话?”
“他喜欢上了她。”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就是知道而已,没有别的。”
“哦?你‘就是知道而已。’恐怕这对陪审团来说不是很有说服力。你是否曾经说过,玛丽拒绝过他,因为他和埃莉诺小姐有婚约在身,后来在伦敦又同样拒绝过他一次?”
“这是她告诉我的。”
再次轮到塞缪尔·阿坦伯利爵士发问:“当玛丽·杰拉德和你一起讨论遗嘱的措辞时,被告是不是从窗外向里看?”
“是的,她是那么做了。”
“她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