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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华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五千册，和《美的历程》

的轰动效应截然相反，便是明证。随便翻翻

199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

李泽厚的老态。洋洋四十万字的集子，实在是老调重弹，新意无多，就连李泽厚自己也承认&ldo;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rdo;；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点，好听一点吧？然而你看他和刘再复的那篇对谈，简直就是老太婆拉家常，絮絮叨叨，乏味之极。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情有独钟？他自己的解释是，&ldo;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rdo;，而&ldo;《华夏美学》

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rdo;（《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ldo;哲学情结&rdo;或&ldo;哲学家情结&rdo;。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ldo;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rdo;？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ldo;照着说&rdo;，这是哲学史家的做法；另一条是&ldo;接着说&rdo;，这就是哲学家了。但冯先生的&ldo;野心&rdo;更大，他要当&ldo;哲学王&rdo;（也就是孔子那样的&ldo;素王&rdo;），使自己的学说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让全社会、全民族都&ldo;跟着说&rdo;。为此，他决定先&ldo;顺着说&rdo;，即以退为进，欲为&ldo;王者之师&rdo;，先以&ldo;王者为师&rdo;（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里有很好的分析）。结果，七顺八顺，并没有人跟着他说，他自己反倒&ldo;顺&rdo;到&ldo;梁效&rdo;里面去了。

李泽厚要&ldo;走自己的路&rdo;，就既不甘心&ldo;照着说&rdo;，也不愿意&ldo;顺着说&rdo;。然而一时半会的，也还不能&ldo;接着说&rdo;，便只好&ldo;挑着说&rdo;、&ldo;绕着说&rdo;。所谓&ldo;挑着说&rdo;，也就是光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ldo;由着说&rdo;的话题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何况美学又毕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回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ldo;策略&rdo;大抵如此：曲线救国。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ldo;直捣黄龙&rdo;。

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廿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ldo;下过笨功夫&rdo;）。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时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到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ldo;主体性哲学&rdo;。

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精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ldo;美学家&rdo;

乃至&ldo;哲学家&rdo;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健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谓&ldo;左派&rdo;和&ldo;右派&rdo;。两派意见正好相反，一派斥其&ldo;离经叛道&rdo;，一派怒其&ldo;僵化保守&rdo;，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ldo;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rdo;，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颠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六末路

李泽厚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两难，也许为他始料所不及。因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李泽厚便表现出他试图通过折衷调和另辟蹊径的想法和思路。当时论争的诸方，主要是以蔡仪为代表的&ldo;客观论&rdo;，以吕荧、高尔太为代表的&ldo;主观论&rdo;和以朱光潜为代表的&ldo;主客观统一论&rdo;。但&ldo;主观论&rdo;

有唯心主义之嫌，&ldo;客观论&rdo;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问题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义美学旧阵营中过来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入他的旗下。

既要坚持&ldo;美是客观的&rdo;（这在当时即意味着坚持&ldo;唯物主义&rdo;），又不能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其实彻底的客观论就得这么说），还要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于是李泽厚便提出了个&ldo;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rdo;的说法。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要么是&ldo;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rdo;，要么是&ldo;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rdo;，哪有了什么&ldo;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rdo;？客观性和社会性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叫它们如何统一？然而这条原本走不通的路，却让李泽厚走通了。一时间疑者甚少而应者甚多。这其实是当时学术界逻辑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泽厚却认为他找到了条好路子。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格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于是他就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末路。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玩这一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学毕竟是一种&ldo;虚玄之学&rdo;，随你怎么讲，基本上都不与社会政治相干，也不会成为敏感问题。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是不甘寂寞的。他确实并不怎么愿意给搞政治的人当&ldo;笔杆子&rdo;，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不愿意当那种并不直接出谋划策、却给予理论指导或哲学思考的&ldo;山中宰相&rdo;。至少，他极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

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干预现实了。然而一旦进人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