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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页）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

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ldo;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rdo;

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ldo;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

&rdo;

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ldo;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rdo;他还不是&ldo;满不在乎&rdo;。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

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ldo;意义&rdo;吧？连&ldo;意义&rdo;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

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ldo;意义&rdo;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已不过&ldo;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rdo;。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做是自嘲、反话、激愤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做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ldo;自由思想，独立精神&rdo;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ldo;自由思想，独立精神&rdo;看重的不是&ldo;内容&rdo;，而是&ldo;形式&rdo;。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

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ldo;自由思想&rdo;。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ldo;自嘲&rdo;、&ldo;自贬&rdo;、&ldo;自损&rdo;，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人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ldo;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rdo;陈此处之听谓&ldo;迂腐&rdo;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ldo;迂腐&rdo;甚至&ldo;陈腐&rdo;之处，恐怕也是个事实。问题是，&ldo;迂腐&rdo;

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ldo;迂腐&rdo;该灭绝，那么，和&ldo;迂腐&rdo;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

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

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ldo;有意义&rdo;其实是靠众多的&ldo;无意义&rdo;来支持的。没有&ldo;无意义&rdo;就没有&ldo;有意义&rdo;。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ldo;不能吃&rdo;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ldo;没有意义&rdo;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ldo;无意义&rdo;

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ldo;有意义&rdo;，也宽容&ldo;无意义&rdo;，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ldo;无意义&rdo;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

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ldo;自由思想，独立精神&rdo;。

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ldo;有&rdo;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里还可能有什么&ldo;自由思想，独立精神&rdo;？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ldo;毛&rdo;，总想附在某张&ldo;皮&rdo;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可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ldo;无意义&rdo;

才能转换为&ldo;有意义&rdo;。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ldo;政治情结&rdo;，不如说他们有一种&ldo;意义情结&rdo;。

于是，为了使&ldo;无意义&rdo;转换为&ldo;有意义&rdo;，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ldo;皮&rdo;上。因为单独的&ldo;毛&rdo;没有意义。单独的&ldo;毛&rdo;，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ldo;分子&rdo;，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ldo;皮&rdo;上，那还是&ldo;分子&rdo;吗？王瑶先生说得好：&ldo;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rdo;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ldo;皮&rdo;上；要想不附在某张&ldo;皮&rdo;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ldo;自由思想，独立精神&rdo;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ldo;意义&rdo;都不要？

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ldo;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rdo;。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船完全被撞破之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一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海上。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我们想清楚了吗？

□忏悔与做人

一忏悔引起的话题

上个世纪末，中国的文化人忽然讨论起&ldo;忏悔&rdo;来了。

事情是由余杰的一篇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起的。一个人看不惯另一个人，或对他有意见，要批评他，甚至揭他的老底，原本也很平常。只因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名人，便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其间不乏戏剧性情节。比如起先是小余横刀立马，军前叫阵，颇有&ldo;手持钢鞭将你打&rdo;的气势，但转眼间却在成都魏明伦的客厅里和大余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并表示&ldo;佩服余秋雨的胸襟&rdo;，还共同讨论起&ldo;保护文明和走向社会&rdo;的问题了。此案三位当事人，年纪大点的两位，一位是剧作家，一位是戏剧理论家，年轻的那位又初出茅庐，这两年正被人哄抬得有些找不着北，哪里架得住这一来二去？因此所谓&ldo;和解&rdo;云云，便颇为可疑。被称作&ldo;扯淡的范例&rdo;（刘洪波），或&ldo;两个戏子骗了一个孩子&rdo;（韩石山），也不足为奇；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二余又重新开战，仍然是谈忏悔问题。只不过不再是在客厅里喝着盖碗茶谈。一个原本非常严肃的话题，居然以这种近乎搞笑的方式被&ldo;炒&rdo;了起来，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ldo;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rdo;幸亏后来又有一些严肃的学人参加了进来，这才没有完全变成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