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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1页）

鲍曼于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被缺席判处死刑。他的妻子葛达没有按照他的指示把她的10个孩子杀掉，但是在那年她本人死于癌症。后来，传出了鲍曼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修道院里的说法，这种说法声称鲍曼和许多其他的人一样经罗马逃到了南美洲。据报道他曾在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现身。最近的一种推测（还未发表）是，他在去南美洲的一队长途航行的潜艇上和几位纳粹高官一起葬身海底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苏联记者发表了据他说是鲍曼的日记，这本日记是在一件被遗弃的皮大衣的口袋里找到的，这件大衣正是在阿克斯曼所说的他偶然看到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尸体的地方被发现的。它的真实性有所争议，但是随后在1972年，在一次日常的建筑作业的过程中，建设者们正是在同一地点挖到了两副人体骨骼。鲍曼和希特勒的牙医是同一个人‐‐韦戈&iddot;布拉希克。法医对牙齿的检查证实这副牙齿是鲍曼的，据猜测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有可能是服毒自杀。1973年4月，一个西德法院正式宣布了鲍曼的死亡。

戈林在5月9日被美国人俘虏了，次年他在纽伦堡受审。他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常常否定对自己的指控。不过他被以4项罪名定罪：密谋侵略、侵略、指挥战争、残害人类。他被判处于1946年10月15日执行绞刑，但是他骗过了绞刑执行人，在绞刑执行前的2个小时，他躲过了看守的注意咬破了剧毒药丸。

希姆莱的死或许是纳粹领导人中最古怪的了。在最后的几天里，他继续在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的指挥部里主持全体参谋人员会议。那些来自于徒有其名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还继续参加，其实这些部门已经不存在了或权力早就没了。汉娜&iddot;瑞奇和瑞特&iddot;冯&iddot;格雷姆离奇地从柏林飞回来以后，已把元首最近对他做出的背叛结论告诉了他。邓尼茨元帅也写信给他说自己放弃帝国元首的头衔。希姆莱仍然无动于衷，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向他的亲信寻求建议，但是令他困惑的是他们没有给他回应。他甚至给陆军元帅伯纳德&iddot;蒙哥马利将军写信，但没有得到回应。在2个星期里希姆莱过着一种毫无意义和友情的生活，最后他身穿一件普遍的陆军战士的军服在一副可笑的眼镜的伪装下离开了自己的房子。这副眼镜是那么的可笑，以至于他到一个英军的检查站时很快被认了出来。一位英国外科医生正要脱下他的衣服给他做身体检查时，他咬破了他嘴里面的毒药丸。

在所有的纳粹高级官员里面，只有一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做好了面对战斗的准备，只有一个人没有采取自杀的手段。在战争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亚瑟&iddot;阿克斯曼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虽然世界对他扭曲的价值观可能会有所评价，但是不能说他对他们不诚实。他从未考虑过要自杀，而且在战斗中从不害怕。阿克斯曼也是惟一一位逃出苏军铁桶般包围的纳粹高官。虽然他在魏登戴姆大桥上受了伤，但他还是设法找到了逃出柏林的路，到达了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参加了重新组建起来的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里还一直坚持斗争。

阿克斯曼最后还是在英美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圈套下被抓到了。他的审问者发现他所做的供词除了在时间方面有点错误以外，在各个细节方面都是准确的。战后我去拜访了他，而且我们还做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承认&ldo;犯了错误&rdo;，但是他从未说过希特勒的坏话。阿克斯曼于1996年逝世。

后记（1）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恶的谋杀。我在上帝和这个国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过许多年轻人追随希特勒，并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但最后他们成了杀害几百万人的刽子手。

‐‐巴尔杜&iddot;冯&iddot;席腊赫

这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袖巴尔杜&iddot;冯&iddot;席腊赫所说的话。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纽伦堡法庭出席作证。那一天正是我刚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刚刚成年，而且我也开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尔杜&iddot;冯&iddot;席腊赫是我在战后开始钦佩的人。正是巴尔杜&iddot;冯&iddot;席腊赫在战前鼓励我去写诗，正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上。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开始探究德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回过头来看。他从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访过他两次，而且我们也通了几次信并在电话中也交谈过几次。在他所愿意对我讲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对我是真诚的，然而，他总是为自己仍然保持对元首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我完全赞同忠诚，但是忠诚也必须有它的道德规范！促使我寻找非攻击性的解决方案并使仇恨永远消除的，是巴尔杜&iddot;冯&iddot;席腊赫的认罪，不是亚瑟&iddot;阿克斯曼的忠诚表现。

当苏联军医签署了我的释放令以后，他们禁止我到苏军的占领区。这之后不久，我决定尽力而且成功地越过了穆尔德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瘫痪症又复发了。幸运的是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我，而且把我带到了收容中心的一个医疗机构，在那儿一个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审问了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亨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命令制作的纪录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