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了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
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
《阿丽思中国游记》,尤其是我走我自己道路的一件证据。第一卷陆续在《新月》登
载以后,书中一些象讥讽又仿佛实在的话,曾有人列举出来,以为我是存心与谁作难,又
以为背后有红色或绿色(并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说话俨然如某类人——某类人,明白来
说,则即所谓革命文学家是也。在外国,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还有革命文学家,不拘
这名号是自称或同辈相称,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中国,把革命文学家而再加上无产字
样,则更其惊心动魄耸人听闻。
近来似乎这类人并不少了,天才之多亦可幸。鲁人孔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在目下,则从文固曾常常患穷患病矣,又知在某种天气下谈某种文学之人,
皆生意兴隆,面团团具富家翁模样,然鄙拙如自己,呐喊喝道非所长,终其生与穷病作缘,
亦命而已。说话象小针小刺,不过酸气一股,愤懑所至,悲悯随之。疑心从文为专与上流
绅士作战,便称为同志者,实错误。担心从文成危险人物,而加以戒备者,也不必。
然而在这样的声明下,亦用不着一些善于活动的青年文学家,把我强迫安置在什么复
辟派与反动派的地位下。我的作文章,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捏,与悲愤的摆布,成功后的
欢喜外,初初不曾为谁爱憎设想的。
我能自知我自己,比别的朋友为多的,是我不是适宜于经营何种投机取巧事业的人,
也不能成为某种主义下的信徒。
我不能为自己宣传,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势利。我自己选定了这样事业寄托我的身心,
可并无与人争正统较嫡庶的余裕。文学在招牌下叫卖,只是聪明的贩卖西洋大陆文学主张,
于时行主义下注册的文学家作的事。对帝国主义者与伪绅士有所攻击,但这不是要好于某
种阶级而希望从此类言行上得人捧场叫好。对弱者被侮辱觉得可悲可恨,然而自己也缺少
气力与学问找到比用文字还落实的帮忙办法,为图清静起见,我愿意别人莫把我下蛮列在
什么系什么派,或什么主义之下,我还不曾想到我真能为某类人认为“台柱”“权威”或
“小卒”。
我不会因为别人不把我放在眼里,就不再来作小说,更不会因为几个自命“革命文学
家”的青年,把我称为“该死的”以后,就不来为被虐待的人类畜类说话。总之我是我自
己的我,一切的毁誉于我并无多大用处,凡存了妒心与其他切齿来随意批评我的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