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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即帝国取代邦国之初，便正是马克思说的&ot;革命危机时代&ot;。这个时候，帝国的领导人不可能不&ot;请出亡灵&ot;，也不可能不&ot;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ot;，问题只在于请出谁来，借用什么。这就要盘点。前帝国时代留下的治国之方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儒家主张的&ot;德治&ot;、法家主张的&ot;法治&ot;和道家主张的&ot;无为而治&ot;。这三种&ot;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ot;，在帝国创立之初都试穿试用过了。秦帝国试穿试用了第二种（法家法治），汉之初试穿试用了第三种（无为而治）。前者被证明此路不通，后者则只不过权宜之计。剩下能够使用，而且行之有效又能久远的，就只有&ot;德治&ot;，即&ot;伦理治国&ot;。这是儒家的主张，也只有儒家这样主张。因此，伦理治国，也就是&ot;儒学治国&ot;。或者说，儒家思想治国。

事实上，尽管有王朝的更替，帝国制度仍能维持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就连两晋也不例外。相反，正因为民间拒绝儒学，皇帝崇尚佛学，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才长达三百六十九年之久。无疑，历代统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甚至篡改，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至于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已非孔子时代的本来面目，但他们不会放下这面旗帜，只会举得更高。即便是北方来的满人，也如此。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一个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帝国从秦王朝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军事独裁和文化专制，只适合规模不大、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比如秦王国）；而管理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还希望能够长治久安，就不但需要严刑峻法的威慑，更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而且，后者还应该是常规手段，前者则只能用于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这同样是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的，那就是周人的经验。周，作为一个文化、技术和生产力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却能推翻可能是垄断了青铜冶炼技术，拥有大量物质、财富、武器和车马的殷商王朝，靠的就是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这两种手段。殷商王朝因为横征暴敛和滥施酷刑，失去了人心；周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臣民和属国，包括周边原本附庸于殷商的其他部落国家大行怀柔之道，结果&ot;三分天下有其二&ot;，夺取了全国政权。周武王说自己是因为&ot;有德&ot;而&ot;有天下&ot;，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周人的这种做法甚至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即包括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也首先是&ot;以文教化&ot;，&ot;以德服人&ot;，&ot;不战而屈人之兵&ot;。当然，对那些&ot;冥顽不化&ot;，实在不肯臣服的，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刘向《说苑&iddot;指武篇》云：&ot;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ot;所谓&ot;文化&ot;，就是&ot;文明教化&ot;。也就是说，对那些&ot;夷狄&ot;，要先用&ot;文明&ot;去&ot;教化&ot;（文化）。如果屡教不改（文化不改），那就大开杀戒（然后加诛）。总之，无论对臣民，还是对番邦，都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不能&ot;不教而诛&ot;。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是摆在第一位的，或者说是应该先做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这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儒家的思想和帝国的思路如此一致，它也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帝制意识形态。问题是，符合帝国思路的不仅只有儒家，还有法家。事实上帝国的统治也是兼用儒法，杂用王霸，内法外儒；或者像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是&ot;内多欲而外施仁义&ot;（《史记&iddot;汲郑列传》）。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法家的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一定要独尊儒术？这就要弄清帝国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糙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糙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糙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ot;理论要求&ot;。

不过，理论也好，主义也好，说法也好，都应该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儒家主张&ot;尊王攘夷&ot;，符合第一种需要；主张&ot;忠君爱民&ot;，符合第二种需要；主张&ot;尊卑有序&ot;，符合第三种需要。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专政，但对官员和庶民并没有约束力和说服力；道家则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统治的。这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学。

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确定，帝国便利用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劝说功能来实施礼教。这其实也是儒学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乐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据《论语&iddot;阳货》，孔子在子游（言偃）执政的武城&ot;闻弦歌之声&ot;，曾笑言&ot;割（杀）鸡焉用牛刀&ot;，意思是治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哪里用得着礼教？然而子游却回答说，学生听老师讲，君子学道就仁爱，小人学道就驯服。孔子立即肃然起敬，承认言偃所说是正道，自己所云则不过戏言。礼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梯。因为&ot;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闻也&ot;（《论语&iddot;学而》）。也就是说，一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勤勤恳恳在家读书，从来就孝顺友爱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务使军民人等身体力行。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事实上这种教育也是全国范围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举行&ot;乡饮&ot;（这也是从西周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政治活动），所有人户都必须参加。饮酒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表扬与批评等程序，实际上是一次道德教育、政治学习和礼仪演练。清代则于1670年颁布了康熙皇帝亲自拟定的十六条道德训诫，即后来称之为《圣祖圣谕》的东西，并规定每半个月，地方官和当地士绅就必须向民众宣讲一次，以为全体臣民的做人准则和修养纲领。在这些活动中，士农工商均须恭聆圣训，体察圣心，从中获取道德的力量。有异心和劣迹者，则更应反躬自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以期能够和那些良善之民一起共沐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