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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2页）

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rdo;

汪精卫又说：&ldo;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

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

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

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

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

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

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

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

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著

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rdo;

影佐祯昭被汪精卫的话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精卫最高级

的赞词：&ldo;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

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么呢？&rdo;

不管怎样，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ldo;主动出击&rdo;，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日本对中国

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1937年

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

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

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精卫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

但汪精卫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

。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ldo;建

立政府&rdo;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

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